手的姿態不僅活絡了演員的表現，傅天余導演也將它與劇情作巧妙地聯繫，她自陳這是一部講述旅程的故事，我認為可以更進一步地將人與人內在的交流視為一趟旅程，手是彼此間的橋樑，有時肢體間的碰觸驗證了差異性，使你我咫尺天涯，有時則可察覺共通點，進而天涯若比臨地依偎，旅行的意義被深化為一次又一次觸與離的追尋，彷彿米開朗基羅的名作「創造亞當」，那雙將觸未觸的指間空隙就是天堂。導演又說：「旅程從出發前就已開始」，你我都是被時間推著走的永恆旅者，沒有固定起點也沒有絕對終點，旅途中的成長是唯一的收穫，就如阿桂從女孩到少女的旅程。
曾偶然看到過秘魯的莫切（Moche）文明的條目，我的目光不自覺被其中一幅文物圖片吸引，多年以後都還記憶猶新，那是以四顆馬鈴薯形作為乳房隱喻的祭物(右圖)，對古代的秘魯人來說，馬鈴薯是神靈賜給這塊貧瘠土地的恩典，自然地將它聯想到孕育生命的乳房，彷彿被文物裡的神聖召喚，我聚精會神地閱讀著其後秘魯的服飾、景觀、風俗等條目，直到闔上書本，我都沒注意到書背上印著「大美」百科，也未曾思索秘魯的條目為何缺乏其近代史或政治，只知道那來自異域的信風著實吹散了我童年的寂寞。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以上述巨人與侏儒的對比詮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荒謬，奇妙的是二戰的規模與死傷相較第一次無疑更廣大，但在他眼中二戰卻被縮小為一群侏儒的爭吵，同樣地，鬼才導演昆汀塔倫提諾編導的《惡棍特工》也用了類似手法詮釋二戰，整部電影都看不到二戰戰場，人物也僅圍繞著三方打轉，分別是逃亡欲復仇的女主角蘇珊娜、舉止優雅實則心狠手辣的納粹上校、一群粗鄙罪犯組成的盟軍游擊隊，反觀希特勒、戈林等納粹領導雖然有出現，但明顯是配角中的配角，也許對導演而言，所謂戰爭也可簡化為丑角們的插科打諢吧。
